摘要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这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的一个重大政治判断，为制定“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提供了基本依据。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树立底线思维，增强机遇意识、忧患意识，密切观察国际安全形势走向，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转危为安、化危为机，着力提高科学应对能力，切实掌握战略主动权。
战略机遇期是指综合国内外大势，为国家宏观经济、社会、安全发展提供良好条件，并对其历史命运产生全局性、长远性、决定性影响的某一特定历史时期。
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战略机遇期”概念，认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20年后的今天，伴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国是否还处于发展战略机遇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
这是我们党在科学分析国内外发展形势基础上作出的重大而科学的战略判断，为制定“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提供了基本依据。
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既源于对现在所面临环境的客观分析，也源于对未来整个世界大势的总体把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之所以作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首先是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综合分析。国际大环境仍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大变局的演变，国际环境日趋复杂，这对我国的和平发展构成了一定威胁。但纵观全局，世界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没有变，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没有变，我国周边安全环境总体可控态势没有变，我国与各大力量战略互动中的有利地位没有变。特别是面对动荡变革的外部世界，党中央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科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积极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我国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和平发展环境。在大国关系方面，中俄之间政治和战略互信不断增强，两国战略协作日益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全面提升；中欧关系有矛盾分歧也有战略合作，推进重大政治议程，支持多边主义，共同应对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全球挑战。我国与东盟友好合作持续稳步发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订，更是进一步提升了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合作关系。上海合作组织深度发展，密切了我国与中亚各国的关系。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我国与沿线国家双方在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等领域的联系不断加强。在“东升西降”的大趋势下，国际大环境仍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我国综合国力、核心竞争力、抵御风险能力显著增强。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1015986亿元，比上年增长2.3%；年末国家外汇储备32165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1086亿美元；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321557亿元，比上年增长1.9%。同时，我国具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拥有1亿多市场主体。2020年《财富》杂志评选的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大陆（含香港）企业有124家，历史上首次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不仅极大地提升了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也极大地拓展了我国的战略回旋空间，可以继续为我国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同欧美一些国家相比，我国不仅率先取得了抗击疫情的重大战略成果，经济恢复更是走在了世界前列，“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这些都为中国进一步努力实现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和谐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近年来甚嚣尘上的逆全球化浪潮和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和我国经济发展都产生了较大冲击。世界怎么办？中国怎么样？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疑问。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尽管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但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大、活力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我国发展具有的多方面优势和条件没有变。”特别是经过多年持续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国内循环在我国经济社会中的作用显著上升。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从2006年峰值的64.2%下降到2019年的31.8%，经常项目顺差在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最高时的10%以上降到目前的1%左右，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正是得益于正确的宏观调控，虽然中国是最早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国家，但经过艰苦努力，在2020年第三季度就已经实现了正增长，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1年第一季度主要数据显示，我国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为24931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8.3%，比2020年四季度环比增长0.6%；比2019年一季度增长10.3%。只要我们变压力为动力、善于化危为机，加大政策调节力度，把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充分释放出来，就能够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是我国新时代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件大事。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海南正用更多元化的重点项目不断推进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图为位于三亚市的亚特兰蒂斯度假区。新华社发 张丽芸/摄国内社会政治稳定，有利于中国继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不仅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也创造了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不仅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进程，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更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这与经济发展长期低迷、社会对立撕裂严重、党派相互倾轧不断的西方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虽然急剧的社会转型也带来了新矛盾和新问题，但不能否定的事实是，我国具有化解各种矛盾问题的决心和能力，以及继续拥有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潜力。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党中央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实施集中统一领导，紧紧依靠人民，取得了疫情防控的重大战略成果，人民群众的爱党爱国热情得到极大激发，主流意识形态呈现出积极向上的态势。积极向上的社会舆情，极大地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我国发展再上新台阶提供了有利条件。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是相对的，也是动态的、发展变化的。21世纪的头20年，是国内外公认的中国经济腾飞的时期，也是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快速提升的时期。然而，随着中国由大变强历史步伐的加快，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已在发生变化，面临着诸多新的挑战。西方国家战略关注点进一步向中国聚焦。冷战期间，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东西方矛盾，西方国家战略关注点是苏联。苏东剧变后的10年，东西方矛盾弱化，西方国家战略关注点转移到巩固冷战结束后形成的新的世界秩序。进入新世纪后的10年，伴随着“9·11”事件的爆发，西方国家战略关注点再次转移，解决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成为其首要任务。这段时期，中国都不处在世界主要矛盾的中心。但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以来，伴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国际战略格局的深度调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战略重点逐渐东移。中国作为推动国际战略格局转变的主要力量，不可避免地成为西方国家战略关注的焦点。2017年12月美国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时隔25年再提“大国竞争”，并将中国视为其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基于对中国角色认知的改变，美国政府将对华政策由“接触”调整为“规锁”，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领域对我国进行围堵打压，并利用涉台、涉港、涉疆、南海、宗教等问题干涉我国内政。虽然拜登胜选后，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有所调整，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基于自身的战略图谋，美国政府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其对华战略。2021年2月4日，拜登在他上任后发表的首份外交政策演讲中，仍然认为中国是“最严肃的竞争者”，并强调要同其他“民主国家”联合起来以制衡中国的发展。2月19日，拜登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又指出，美国必须和盟友共同为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做准备，“与中国的竞争将变得严峻，这是我所预期的，我也欢迎这样的竞争，因为我信赖欧洲和美国以及我们的印太盟友过去70年来努力建立的全球体系。”2021年3月22日，欧盟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由对中国新疆有关机构及个人进行制裁，给中欧关系的发展增添了不确定性。世界经济复苏缓慢，我国经济发展仍面临复杂挑战和考验。对于世界经济发展而言，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个重要转折点。习近平总书记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上的讲话中指出：“环顾全球，疫情使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遭受巨大威胁，全球公共卫生体系面临严峻考验，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百年来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国际贸易和投资急剧萎缩，人员、货物流动严重受阻，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层出不穷，世界经济正在经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2021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疫情反弹和长期持续的风险客观存在，国际上推动复工复产和防止疫情扩散面临两难；虽然世界经济有望出现恢复性增长，但复苏不稳定不平衡，主要经济体量化宽松等宏观政策造成外溢效应，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本地化特征更趋明显，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持续演化，影响我国经济稳定恢复的外部变数依然较多；国内外市场有效需求仍显疲弱，居民消费仍受制约，投资增长后劲不足，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而与此同时，依旧突出的产能过剩问题、能源资源供给问题、生态环境破坏问题等，使得以往片面依赖投资推动经济发展的做法无法延续，发展动力不足的矛盾将会突出。我国发展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转移。过去，作为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我国的比较优势首要是通过廉价劳动力与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结合，形成高低发展阶段的两极互补。今天，随着我国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比较优势开始从低端向中端转移，从单一的廉价劳动力向资本积累、市场规模、高素质劳动力、制造业生产能力、基础设施开发能力等复合优势转移。这种变化，无疑意味着我国发展能力的提升，但也给我国造成了“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挑战。如果说中国本世纪头10年的战略机遇期在经济上主要是基于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互补性，那么在当前和今后将不得不面对与西方国家竞争性与互补性交织的纠结。发达国家为了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动辄以技术封锁、规制约束等方式阻拦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行动将会不断出现。而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互补性虽有所增强，但竞争性也不断加剧，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中国形成挤出压力。总体上看，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总的趋势是经济互补性在增强，共同利益的基础在扩大，而与发达国家则是竞争的一面更突出。
2021年4月25日，RCEP经贸合作高层论坛在青岛启幕，商讨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新活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上，危与机并存将是我国发展不得不面对的常态。能否转危为安、化危为机，牢牢把握战略机遇期，既受制于外部环境的变化，更取决于自身的主观努力，必须树立底线思维，增强机遇意识、忧患意识，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着力提高科学应对能力，统筹做好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切实掌握战略主动权。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底线思维是坚持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居安思危的忧患，从最坏处着眼，争取最好结果的思维和方法。过去我国发展大环境相对比较平稳，风险挑战比较容易看清楚，但现在世界形势动荡复杂，地缘政治挑战风急浪高，暗礁和潜流又多，对应变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就要求我们要牢固树立见微知著、防患未然的底线思维，高度警惕“黑天鹅”、防范“灰犀牛”，下好化险为夷的先手棋、打好转危为机的主动仗。一方面要增强忧患意识，清醒看到我国安全环境面临的诸多挑战和应对外来挑衅存在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坚决克服“天下太平”“马放南山”的和平麻痹心态；另一方面，要鼓足夙兴夜寐的干劲，充分认清当前危急紧迫局面，深入研判、早做谋划、从容应对，以只争朝夕的劲头抓建设、谋发展，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特征和本质要求，也是基于我国国情和发展内在需要的必然选择；既是作为负责任大国对外的庄严承诺，也是我国占领国际道义制高点的客观要求。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国际环境日趋错综复杂。越是形势复杂，越是面临挑战，就越要在把握和平发展的战略方向上保持定力，确保我国安全环境总体稳定的大局不变，抓住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坚定不移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扩大同世界合作，以实际行动反对逆全球化思潮、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更好争取开放发展中的战略主动。全面增强综合实力。能不能转危为安、化危为机，政治运筹很重要，但说到底还是要看有没有实力、会不会运用实力。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被动面对国际体系的外生变量，而是能够深刻影响世界未来走向的主要内生变量，并掌握一定程度的战略主动权和方向选择权。这是我们运筹并抓住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改善安全环境的根本。当前世界范围内的竞争更为激烈，但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条件和实力已今非昔比。目前，我国的经济总量早已从本世纪初的世界第六位跃居为世界第二位，参与国际竞争、抵御外部风险的实力大大增强，塑造外部环境的能力显著提高，运筹对外关系的资源和手段更加丰富。在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的背景下，我国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将成为决定和塑造国际局势和安全环境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也是我国抓住用好、拓展延伸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关键所在。
2021年6月7日，国家航天局发布我国首次火星探测天问一号任务着陆区域高分影像图。图像中天问一号着陆平台、祝融号火星车及周边区域情况清晰可见。新华社发（国家航天局供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当前，争夺全球治理和国际规则制定主导权的斗争十分激烈。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论是维护世界公平正义，还是维护自身安全发展，我国都需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审时度势，努力抓住机遇，妥善应对挑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不仅统领着当代中国对外战略，也直接影响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我们必须从战略全局高度认识理解参与全球治理问题。我们要用好我国的经济体量优势，把多年快速增长获得的硬实力转化为改善国际环境的有力杠杆。扩大和深化同各方的利益汇合点，构建更多利益共同体，创造性介入国际热点问题，增强对相关地区秩序的塑造能力，从而为我国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着眼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需要，历史性地提出了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根本指向就是在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基础上，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能力。当前，虽然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引发战争的危险根源并没有消除。要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军队必须具备克敌制胜的强大能力。历史一再证明，军队打不赢，一切等于零。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就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在信息化、智能化战争条件下，打胜仗的能力标准日益提高。必须看到，我军现有的能力与国家安全需求相比、同主要发达国家军队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我们必须要有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迎头赶上。建设世界一流军队，要求我军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做到上得去、打得赢。这是党和人民对军队的根本要求，是我军履行职能、不辱使命的根本体现，也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抓住并利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要保障。
作者：颜旭，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副主任；唐震，中共南通市委党校社会文化教研室副主任
文章来源：《前线》杂志2021年第6期，原标题“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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